如何对诸子百家的思想去芜存菁？
晋时王政衰微，南阳的鲁褒写了《钱神论》，吴郡的蔡洪写了《孤愤》。从前的史书认为“乱世之音怨而怒，其政乖”，这些着作正好说明了这一点。
所以说时值乱世，就全民信仰“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”，就推崇诡诈权谋，就无限肯定利己的合理性；时逢盛世，推己及人、厚德立信、仁义忠诚的思想原则就可以得以推行。
这难道可以说在乱世时的百姓诡诈，而在治世时的百姓忠诚吗？一切只不过是因权制变、顺应时势罢了。韩非子云：“利之所在民归之，名之所彰士死之”，“主明察则悉心以事之，主不察则好伪而试之”。尚是平民的刘秀也曾言：“仕宦当得执金吾，娶妻当得阴丽华”。由此可见，功名大业、荣华富贵、封妻荫子是绝大部分人所追求的，这种追求并不因国家的兴衰而有所改变。
在清平世界，运用诡诈权谋就会遭人鄙夷，对仁义礼智信、温良恭俭让身体力行就会受人赞许，那么权衡之下，连中等智慧以下的人都知道该用忠诚孝悌来塑造自 己了。反之，生逢乱世谗言诽谤、邪恶奸诈就会压倒忠诚正直。（取自《左传》）那么不用阴谋诡计恐怕连图存自保也做不到，更何谈跻身宦达呢！这就是所谓的“法宜其事则理，事适其务故有功”。
经国纬政的道理也是一样，国家需要修养生息、清静守虚，就在民间传播“无为”的黄老的思想；国家需要建立“廉价政府”，就提倡墨家的“强本节用”；国家想要吏治清明，就推行法家的“六微七术”；国家想要发展科技，就鼓励阴阳家的“顺天应人”；国家四维不张（礼义廉耻谓之四维），就尊崇儒家的“诗书礼乐”；国家图谋称霸，就吹捧申商的“壹民”理论；国家欲图上下有别，各尽职能，就推崇名实家的“控名责实”；国家需要对外扩张，就使用兵家的“避实击虚”、“致人而不致于人”、“先胜而后求战”、“知彼知己，百战不殆”、“以正合，以奇胜”、“识众寡之用者胜”；国家想要丰衣足食，就提倡农家的“精耕细作”；政府奉行“大国外交”，就施用纵横家的“因事制宜”；国家崇尚价值多元，全面发展，就推选杂家的“思虑广博，多种建树”。
对于治理国家来说，这些思想纠正前代政治流弊的方法不同，虽都有普济众生的愿望，却苦于各有优劣。
儒家“博而少要，劳而无功”，道家“长于养性，不可临危”，墨家“俭而难遵”，法家“严而少思”，兵家“穷兵黩武”，农家“重农抑商”，阴阳家“拘于小节”，名实家“苛察缴绕”，纵横家“尚诈弃信”，杂家“杂而不纯”。
诸子百家关于政治的学说，是很高尚的啊！其要点是从根本上巩固政治制度，革除弊端，顺应时代的变化。然而国家命运和政治形势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因而导致各种意见偏颇庞杂，所以对任何事情的是非评论，都会议论纷纷，互相矛盾。
现在的时代已经不是远古的赫胥氏、大庭氏的那个含哺而嬉、鼓服而游的时代了，人们的欲求也不是易于满足的时代了。
世界上的道理千头万绪，人们千奇百怪的欲望和情感也在不断地萌生。即便有应付一切事物的智慧，也不可能去穷尽这世道人心的变迁；就是高山大川的险峻幽 深，也无法用之比喻人心之难测。那么，顺应时尚和世事之推移变化，就不能用常规的办法解决了。为什么要这样说呢？假如由大圣人来治理天下，那么所要达到的 天下大同和最高典规，以及为普天下的老百姓谋幸福的政策措施，其政治制度也不应该有什么不同。然而法规、制度的增补或废除或交替使用，文明和朴素的交替施 行，或者是发扬光明，或者是保守传统，也只能在过去的范围内转来转去。
这就是说，不同时代的政治制度，形式虽然相异，本质却是相同的；思维方式虽然千差万别，但目标却是一致的。至于假如故意矫情用事，就会出现矫枉过正的弊 端。比方说吧，穿着凉鞋过冬，就犯了过分俭朴的毛病；天天都要衣冠楚楚，就应当反对穷奢极侈；禁令不严，对下属过于宽容，就容易出现尾大不掉、欺凌弱小的 情况；权力过于集中，刑法过于严酷，又容易导致分崩离析的局面。在曹魏时期，文人写诗撰文，极尽讥刺之能事，就可以明白那个时期的国家风气；周王朝末期和 秦朝末年的政治衰败，在许多细小的事情上就已经表现出来了。所以采用或是舍弃什么样的制度，实在是决定一个国家的兴盛还是衰败的先决条件啊！
由此看来，政策法规繁杂还是简约，要根据时代的要求决定，宽松的政策与刚猛的政策要相互补充。刑书铸刻在鼎上，固然详细，然而约法三章，其可贵之处就在 于简明有效。大叔因为使用了强硬的政治想来改变国家的衰败局面，结果王室的皇子皇孙只有哀悼的眼泪了。春秋时晋国的赵盾一上台就改变他父亲赵衰平和的政 策，而平阳侯曹参代萧何为相后，却一仍其旧，对萧何当相国时的法令一字不动。这些都是弛张宽猛之政治的极端例子，难道可以强求它们都整齐划一吗？
丹阳议曰：“数子之言，当世失得，皆悉究矣。然多谬通方之训，好申一隅之说。贵清净者，以席上为腐议；束名实者，以柱下为诞辞。或推前王之风，可行于当年，有引救弊之 规，宜流于长世。稽之笃论，将为弊矣。由此言之，故知有法无法，因时为业，时止则止，时行则行，动不失其时，其道光明。非至精者，孰能通于变哉？”
